B126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看__党史学习教育党课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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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继承与发扬

　　__党史学习教育党课提纲

　　同志们：

　　按照XX党史教育安排部署，今天，为庆祝建党100周年，我为大家专题讲授一次党课，这次党课的主题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之所以想为大家讲这个主题，主要有三层考虑：

　　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书记大力提倡、亲自示范，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的春天，就我们而言，需要树牢看齐意识，向总书记看起，学党史、学中国传统文化。

　　二是党史教育已经进入第X专题阶段，大家对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已经都了一定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要深刻认识百年党史，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来理解和把握百年党史的根脉，更好的发挥党史教育对照历史、观照现实的作用。

　　三是“四史”本身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想要更深层次的认识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就必须将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四个自信。

　　基于以上三方面，我今天就我在学习党史、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浅显心得与大家进行一次交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最近，网络上很多学者都对学习党史进行了专门讲解，就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当今如此伟大的成就，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其中，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继承有这样一段表述：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必须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000的历史长河中去研究，我们看到的党的一百年历史，就像是浮在大海中的冰山，看到的仅是冰山一角，如果想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就必须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000年的历史积淀中去认识。

　　关于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我们当下，有的同志在学习党史的时候，仅仅是学习党的一百年奋斗史，没有站在中华传统恩文化5000年的高度来认识我们党，这样的学习是片面的，如果仅仅学习这一百年的历史，我们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我们党的真正伟大之处，就不能理解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至今在大力提倡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树立文化自信这样一个命题。

　　这也是我今天想向大家讲授这一堂专题党课的缘由。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古代哲学的本源有理论相同的基础任何两种文化的结合都是有其相通相连的理论基础，对于一个民族，尤其是向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来说，要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其文化彻底换血是不可能的。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的外来思想必定需要与中国本土根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共鸣。中国的人民从古到今都没有国家观，而是认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观。这种包融情怀，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万物同源、一气同根的思想、源于根的立场“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的和谐共存的思想，也就是原始大同思想的认知根基。故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大同思想是相通的，使得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了深厚的民族思想文化基础。

　　首先，从唯物主义世界观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指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承认物质世界是在时间、空间中依次固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和发展着的，这是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基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解读世界的本元时做如下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有一种物体混混沌沌、无边无际、无象无音、浑然一体，早在开天辟地之前它就已经存在。独一无二，无双无对，遵循着自己的法则而永远不会改变，循环往复地运行永远不会停止，它可以作为世间万物乃至天地来源的根本。我不能准确地描述出它的本来面目，只能用道来笼统地称呼它，勉强把它形容为“道”——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传统文化认知的万物本元“道”是物质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是相同的。

　　其二，从辩证法角度来看，……

　　其三，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

　　所以说，从这三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功，是有其哲学理论基础的。在这样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带着中国特色，“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与此同时，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中，只有在蕴含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基因的土壤中，马克思主义才可能结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绚丽的果实。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十月革命以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众多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今天的成果，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没有成功。其成功的经验可以归益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和大同思想以及深厚的民众基础。

　　二、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胜利

　　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就是：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要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提出要与本国的历史文化相结合，更没有讲要民族化、本国化。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未能在西方取得实践上的胜利，反倒在东方相对落后的中国开花结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奇迹。正是中国拥有了5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提供了肥沃土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开放包容，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最一般发展规律。尤其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当时靠中国传统思想救不了中国的，但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也救不了中国，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中国如果想救亡图存，就必须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前，国内军阀割据、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国际列强环伺、瓜分中国、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正当全国有识之士迷茫不知中国向何往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欢迎马克思主义。正如率先在中国举起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宣称的：“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救星。”

　　(一)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伟大实践

　　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教条，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最为先进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生命力在于与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但在建党早期，因没有及时解决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的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以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俄国那样做能成功，在中国同样做也一定能成功。他们根本不懂得也没料到，伟大的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由于国情不一样，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几乎葬送了革命。这样的结果，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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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实事求是的思想，实事求是，这个词处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把这四字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实事求是、经世致用思想在总体上占有重要位置。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纷纷提出各种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主张，儒家讲究忠孝仁义，崇尚礼治、德治;墨家主张非攻、兼爱;道家崇尚顺其自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强调法术势的结合;兵家崇尚战争效果、反对空谈仁义;纵横家主张政治斗争中维护实际利益的战略布局、权术运用……这些思想都着眼人事，服务于当时社会。

　　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人对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尤其在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应对西方世界挑战的经世致用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先驱者们的思想与实践。毛主席自小就在拯救国难的残酷现实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文化熏陶。毛泽东在十七岁前基本没有接触过现代西方教育，起初接受的是传统私塾教育，研读四书五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行为成为那个时期毛泽东欣赏与推崇的对象。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便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

　　毛泽东喜欢读“无字之书”，反对忽视实践，主张要从实践中学习。他坚决反对从书本到书本，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重视从实践中获得知识。从学生时代起，他就喜欢周游各地、体察社情民意。1917年暑期，他和同学以游学方式、身无分文地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内徒步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同年寒假，他又步行至浏阳文家市作社会调查。毛泽东一生都倾向于通过实践来验证书本知识、丰富书本知识，通过实践来获得真知灼见，这种思维偏向对其注重调查研究性格的形成无疑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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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议。党的七大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统一和成熟。

　　关于群众路线，这与我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充分肯定民众在社会生活、国家政治中的基础性作用，揭示了民众是立国根本的真理，主张“重我民”。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者爱人的思想，这一主张是要求统治阶级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孔子认为，要实现“爱人”，还要遵循“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他还讲，君子“有均无上，亦无下”，意思就是所有人在仁者的眼中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贵贱之分，这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孟子明确提出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有了国家方有君主的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告诚统治者“政在得民”，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荀子，非常赞同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也认为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和君主，强调君主一定要重民，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论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的见解堪称先秦重民思想的最高表现形态。唐太宗李世民从荀子“载舟覆舟”的历史事实中认识到人民力量的“可畏”。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古代的民本思想，提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英明论断。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建国以后，毛泽东更是反复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阐明了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执政党的阶级性质、政治宗旨和历史使命，从而将传统民本思想升华为新的群众观，将群众路线确定为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

　　群众路线。既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又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方法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和活的灵魂。

　　关于独立自主，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鲜明的特征，也是我们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根本保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毛泽东本人很难成为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奇迹的一代伟人;没有这一精神,中国的革命事业也许要经历更多的苦难和挫折也难看到希望的曙光。

　　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和古代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自强不息，话语出《易传》中的《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宇宙不停运转，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地前进。这句话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精髓的一句名言。自强不息也是中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异之一。

　　我们中国文化提倡“敬鬼神而远之”，意思是鬼神可以敬重，但要离鬼神远一点，干事做事要靠自己，不能靠鬼神。西方文化是遇到不可抗力，就要顶礼膜拜、祈祷上帝，将自身命运归结于虚无缥缈的神。于是在历史性的大事件中，我们和西方同样有大洪水，我们有大禹治水，大禹带领人民奋战十余年，治理水患而成功;西方则是诺亚做梦梦见上帝神谕，制作方舟以避水患;我们东方有燧人钻木取火，西方则是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以救世人;在去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中，我国开展救助，最快速度研制疫苗，而西方国家则是寻求自然免疫，寄希望于神降神迹，导致目前疫情持续蔓延，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利得不到基本保障。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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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邓小平同志也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具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一生中，接触了大量的中国文化典籍，在人格道德、价值观念、社会理想、语言和思维方式上深深地接受了中华文化的长期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邓小平六岁时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在私塾里，他研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等儿童启蒙读物。上了初小，又读了一些“四书”、“五经”之类的文化典籍，初步领略了中国文化典籍的博大精深。中国文化注入他幼小心灵的最深层中，莫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和传统的“基因”，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醇郁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和浸润使他成为一个“史学兴趣极浓厚的人”。不论是在长期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或建国后繁忙工作中，他总是坚持不懈地研读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出于对中华文化一往情深的厚爱和基于自身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在邓小平理论中，中国传统文化和许多精华得到灵活运用和艺术再现。20世纪70、80年代，粉碎四人帮后，面对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问题时，他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时代主题，赋予“实事求是”以“解放思想”的新内涵，并引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改革开放之路，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完善，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成为家喻户晓的马克思主义的名词用语。其中，“小康”社会中的小康一词，就是出自《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人民(因输赋税服徭役)已经很劳瘁了，差不多可以让他们休息一下了。可见，“小康”的“康”，是指安乐、休息、安宁的意思。邓小平从把传统文化中的“小康”理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直接借用“小康”的概念，赋予“中国式的现代化”新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建设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一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由于各方面准备严重不足，特别是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包括国民素质建设没有相应地跟上来，有的甚至严重滞后，致使不配套、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经济建设本身也面临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等诸多矛盾而进入新常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高举实事求是的伟大旗帜，全局在胸，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举重若轻，准确把握国内国际大局的深刻变化，准确把握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把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深刻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提出和确立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和战略思想;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基本问题的过程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高到新境界、新水平。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有“三个来源”和“一个必要条件”。“三个来源”：理论来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是它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是主动自觉的，又是丰富充沛的。实践来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和亿万人民的伟大创造，又是它的理论总结、理论概括和理论表达。这种总结、概括和表达，是准确鲜明的，又是厚重坚实的。文化来源，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是它的积极弘扬和借鉴。这种弘扬和借鉴，是深入精深的，又是开放包容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理论建设，高度重视党的思想路线建设，我们党是理论上成熟和不断发展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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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的“初心”二字，则是出自《华严经》第十九卷：如菩萨初心，不与后心俱。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将佛家初心转变为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以上均可以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功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进入二十世纪，受苏联解体、东欧颜色革命等影响，我国思想思潮一定陷入迷茫状态。针对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现实危害，以及迷信西方文化和旧中国遗留的民族自卑心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将文化自信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反复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他多次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应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态度。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了系统概括梳理，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他进而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人民的理想和奋斗，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和精神世界，是始终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的，同时又是随着历史和时代而不断与时俱进的。他在自己的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古代文化典籍和诗文中的名言佳句、成语典故，善于将历史经验、中国智慧和民族精神融入当代马克思主义，以为治国理政和党的建设之用，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迎来了繁荣、发展、创新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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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余年从未中断的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发展优势之一。但也要辩证地看，正因为历史悠久，所以包袱也沉重，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根深蒂固、不易拔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经过千百年的积淀和延续，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无形阻力，家长制、一言堂、官本位、等级特权、强同斥异、因循守旧等封建残余和小生产者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影响党内政治生活，侵蚀着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在大力提倡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珍贵遗产的今天，我们应有一个冷静而清醒的头脑，既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也要反对“厚古薄今、以古非今”的复古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大力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大胆吸取世界文明成果，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四、党员干部应当学习哪些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五千年文明灿烂不熄，四大发明、四书五经，学习的力量在历史中传承。习近平总书记酷爱学习，学习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在梁家河知青的七年岁月里，总书记一边劳动，一边努力读书，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使他具备了深厚的国学底蕴。他的讲话或文章以引经用典的亮丽风景吸引无数中外“粉丝”。他不仅自己爱好学习，更为关心干部学习，特别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我们要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历经磨难而不衰的中华文明，蕴涵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他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作为XX机关领导干部，我们需要学习哪些传统文化知识呢?

　　(一)修身之道

　　修身，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修养身心。我们要深刻吸取传统文化中的修身养心之道，比如，“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人生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的《尽心章句上》的精神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儒学家张载的《横渠语录》)的道义担当，“见贤思齐”《论语·里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第十二章》“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君子慎独”《礼记·中庸》的修身之方，“孝悌忠信”“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的齐家之略，明代还出现了主张“知行合一”心学流派，心学创始人王阳明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一，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哲学乃至世界哲学思想。(近代曾国藩，一生都崇拜阳明、效法阳明。孙中山、蒋介石、杨昌济、毛泽东等都十分强调阳明心学。蒋介石特意把台北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导师、后来的岳父杨昌济也是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忠实信徒，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王阳明全集》，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朝气蓬勃，就因为有这些执着的精神追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面临新的执政考验，对领导干部来讲，还要特别注意道德修养。要学会“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其次，要“遵纪守法、不碰底线”，“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最后，要“防微杜渐、不弃微末”，“慎权、慎独、慎微、慎友”。

　　(二)廉政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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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向来重视依法治国，他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们来讲，首先要懂法，‘为官之义在于明法’。知道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明’也是让自己懂法，在内心拉一条底线。其次，领导干部带头遵纪守法，所谓‘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意为：从政者先做到端正，谁还敢不端正?只有这样，才能让法令顺利推行。最后，领导干部执法时要公平正直，“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意为：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公平正直。

　　(四)民本之道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放在现代社会，仍然一点不落伍。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北宋张横渠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都是民本思想。与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是一致的，我们应当继承、发扬这种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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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多处体现以民为本思想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等等。

　　所有这些，都可以在道家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中找到丰富的资源。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思想，不知有之、亲而誉之的善治和以百姓的态度为最高和最后的政治评价标准;孔子使民富庶教的思想，把广施于民而能济众作为治理国家贤治境界的思想，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和关于养老恤孤制度的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的思想;贾谊所说的国以民为本，国以民为命，国以民为力，国以民为功的思想等，都是滋养当下以民为本实践的宝贵思想资源。

　　(五)义利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指伦理道德，是体现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崇高的精神价值。“利”即利益，传统义利观中的利主要是指物质利益，是属于物质价值的。传统义利观鄙视、淡漠个人利益，反对唯利是图。“义利之辩”，在我国是由孔子最先揭举的。他在《论语·里仁》中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继承孔子思想，特别推重“义”。他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为了“义”，他甚至表示愿意放弃生命：“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义利之辨，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根本问题。义利关系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过不同的诠释，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突出道义，强调义重于利，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主流义利观，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习近平对正确义利观的内涵作出过精辟论述。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的价值观念，至今还是我们应该培养和践行的价值观念之一，对处于市场经济浪潮中干部来说意义更为明显。作为我们来讲，应当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苏轼《前赤壁赋》意为：如果不是我应有的东西,即时是一丝一毫我也不拿取)，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做到见利思义、大公无私，牢牢把握修身养性和为政做官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升华自我、服务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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